為了回答安米豬、黑色南瓜塔、176書友關於旗人能否在大堂上被打的疑問，我在網上轉載了一些資料。

【網上的資料證明，旗人在雍正以後已經沒有了那些特權。】

清朝的前期，國家的上層統治者由上層旗人中的王公貴族和少數民人出身的大官僚組成，他們是這個國家的特權階層。到了中後期，民人出身的大官僚漸漸就占據了上層統治階層的主體，清朝後期任命的總督和巡撫，民人出身的占95%以上。

就國家的上層統治階層的成分構成上來講，清初是旗多民少，清中是旗民各半，清末是旗少民多。但無論何時，能躋身統治階層的旗人，也只是那些出身王公貴族或者是科舉高中的少數旗人，大多數下層旗人，只是被統治的對象。

清朝就是一個上層貴族旗人民人中的大地主大官僚集團聯合執政的一個政權，這個政權的核心是皇室貴族。廣大下層的旗人和民人，都是他們的壓迫對象。

旗人中真正有特權的，只是極少數的王公貴族家族和科舉作了大官的，大多數下層旗人不過是他們的奴隸。他們的境況還不如普通民人。民人有自己的人身自由，旗人沒有，旗人的人身關系是被限制在他們侍奉的貴族家族下的。在生活上被限制在駐地，職業上只有三種選擇：當兵、科舉、失業，旗人們沒有務農、從商、手工業的權利，也沒有自由選祖居駐地和遷徙的權利。關於刑律，在清初，旗人犯法所獲得刑責要比民人輕，因此激發了旗民矛盾，於是從雍正朝改革，加重了旗人的刑律，旗人在法律上的優勢也沒了。

舊北京城裏的下層貧苦市民階層，基本上都是旗人。北京城裏有錢的，除了大官和王公貴族，就是山西和山東的商人。八旗的兵員固定，數額有限，科舉上旗人也沒有高於民人的特權，旗人中的大多數出於常年失業的狀態，一般的民人如果不當兵不中科舉，還可以從事手工業農業，或者經商，旗人們則只能幹瞪眼。旗人們只能偷偷摸摸的做點小生意，或者靠親友接濟，再不然就只能去做喇嘛，我國著名的書法家啟功，他祖上是乾隆的兄弟和親王，他是第八代孫，因為清朝的爵位遞減制度，傳到他祖父的時候就已經吃不飽飯了，清朝規定有爵位的人不能考科舉，他祖父放棄爵位，考科舉獲得了一個職位，但是到了啟功這一代，他父親早亡，啟功家於是破產了，啟功年幼時，只得去做了喇嘛，混碗飯吃。

清代的時候有一個很諷刺的現象，就是旗人靠民人親戚接濟。旗人裏面有很多都是漢人八旗，這些漢人大多是早年移民東北的山東人，他們在山東有很多親戚。因為旗人內部通婚，所以很多旗人與山東人都能扯上親戚關系。那時候很多山東民人靠著與旗人親戚的關系到北京做生意，他們的旗人親戚因為不能經商，所以一旦經濟上有了困難，就只能靠民人的親戚救濟了。

按照八旗制度的規定，當國家需要打仗的時候，民人可以逃難，旗人是不能逃的。直至清代末年，在八旗下層官兵的心間，早年間形成的為愛國護民不惜奉獻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軀國事死於窗下為恥”的觀念，依然是相當牢固的。直到19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及其以後幾十年間，八旗將士前仆後繼、浴血抗敵的事跡，仍然在各類史書上多有記載。旗人們即使家徒四壁，也要自費購置兵器戰馬，不忘國家重托，上戰場打仗，他們嘴上常常掛著的口頭語兒，還是那麽一句落地有聲的硬話：“旗兵的全部家當，就是打仗用的家夥和渾身的疙瘩肉！”他們一貫地忠勇可敬，饑寒困苦並沒有磨損了他們世代相傳的愛國報國之心。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為反抗八國聯軍的瘋狂入侵，八旗軍人們為護衛祖國的首都而喋血奮戰，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悲壯場景。著名作家老舍的父親永壽，也就是在這一場戰鬥中盡忠殉國的。

清朝是一個封建制與奴隸制皆有的皇權社會，騎在人們頭上作威作福的，是那些王公貴族和大地主大官僚。旗人中的大多數下層旗人，和廣大的普通民人一樣，是被壓迫的對象。而且下層旗人的奴隸身份更加確定，處境和權利還不如民人。滿清貴族把廣大下層旗人作為他們打仗的奴才，他們身上背負的苦難更加深重，他們世代是王公貴族奴役的奴仆，他們不能自由遷徙，不能自由擇業，不能自由通婚，人身關系上也是貴族的家奴，經濟上貧困，最糟糕的是他們連經營致富的權利也沒有，除了打仗作炮灰，或者去考科舉，他們什麽也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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